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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创作不可放逐表达意识******

　　作者：夕 君

　　戏剧是人类古老的艺术形式，数千年来绵延至今，派生出不同的类型、风格、流派等，可以说蔚为大观。其中，针锋相对的观点、迥然有别的艺术实践对话、共存，也是一道风景。总的来说，持不同理论主张、开展不同艺术实践的戏剧人普遍注重戏剧的表达意识，即认为，戏剧的思想内容、舞美设计等是创作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等的表达与投射，凝结着创作者特定的文化、艺术诉求。说得直白一点，一部戏总得说点什么，哪怕表现的是荒诞甚至空虚，那也是有所表达的。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实践并不总是与理论期待相符合，有些作品的表达意识相当淡漠，故事情节千篇一律，人物塑造千人一面，台词中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将报纸、文件上的话成套、成段堆砌到剧本之中，在拾人牙慧、牙牙学语中，窥见思想的空洞、思考的阙如和态度的敷衍。有时，这类作品的主创还会以绚丽的声光电等手段掩盖表达意识的不足。令人稍觉慰藉的是，这类放逐了表达意识的、机械生产式的作品，几乎不会受到观众和市场的认可，甚至很少有人看，其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资源，仍很不妥。

　　戏剧创作放逐表达意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无人问津的作品相比，艺术内核不坚固但观众数量庞大的作品更值得注意。随着戏剧发展的多元化，不少作品越来越强调观众的参与感、互动感，无论剧本创作还是舞台设计，都为观众的介入留足了空间。这类作品以创新的姿态挖掘戏剧的新的可能性，探索戏剧概念的边界，值得鼓励，然而一旦过于强调互动性，戏剧自身逻辑的完整性难免遭到破坏，创作主体的表达意识必然要向观众的参与和选择让步，二者如何调和，非常考验创作者的智慧和经验。

　　在某种浪潮汹涌之时，保持一定的克制和定力十分可贵。跨界融合没有问题，分寸、尺度至关重要。当戏剧大幅度、全方位地向观众“敞开”，其文学意味、表达意识被稀释乃至消解，戏剧和游戏、剧本杀、视觉秀等其他艺术形式、娱乐方式的差异及边界就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有些作品，说它是戏剧，它似乎击穿了“第四堵墙”，侵入了观众的心理屏障；说它是游戏，它又很难像纯粹的游戏那样让观众毫无顾忌地投入，毕竟与看过剧本的职业演员一起演戏，这种压力对观众来说太大了些，很难放得开；说它是舞台秀、灯光秀，其科技含量、视听效果又很难达到观众期待的“大秀”的水平。

　　那么，问题就来了。放逐表达意识而一味追求与观众“打成一片”，戏剧究竟获得了解放还是陷入了尴尬？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可以做进一步、长时段观察。把自己“创新”成其他事物，这是否是戏剧创新的理想途径？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回答，但值得认真考量。

　　在笔者看来，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时刻刻将观众放在心中，这完全正确且非常必要。但是，尊重观众、为观众服务，并不意味着放逐自身表达意识，把剧本“写作权”交给观众，仅将戏剧视为让观众游乐其中的一场真人秀，怎么乐呵、怎么新鲜就怎么来。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有内涵的，而不是让艺术坚守让位于商业逻辑、让精神共鸣让位于感官刺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终归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仅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层面的“使用需求”是不够的。纵然不能一律要求戏剧为观众启智润心，也至少应该提供些许精神对话的场域、心灵慰藉的温度、审美愉悦的空间。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文艺、文艺工作者的职责，这才是真正将观众放在了心上。哪怕创作者的追求仅是娱乐观众，内涵较为丰富、表达意识较强的作品，也往往能够达到更好的娱乐效果。

　　总之，对于戏剧创作来说，形式可以千变万化，理念可以不断更迭，但一定的表达意识总不该缺席。（夕君）

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